導遊的知識

這樣一來,一七七五年,蓋奧奇的西伯利亞報導中,便包含一些有關日本的消息。知名的東方學者路易,馬帝爾,郎格雷認爲這相當重要,收入童貝格所著日本作品的法文版附錄中。善意絕不是越南新娘價格成功的保證。一名荷蘭船長表示,「透過一名通譯之助」,在孟加拉詢問婆羅門有關他們的宗教。「但我不能誇耀,自己有從他們那裡得到什麼特定的東西。」目失望的人,懷疑別人不想對他透露任何事。冷靜的藝術之友詹姆士 ,達勒威在伊斯坦堡發現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一樣不懂得自由交談」。则實際上,在陸路上未受阻礙的旅行家,完全要依賴當地導遊的知識。造訪西藏的山謬,透納提醒大家應該相信導遊,就算他們的建議一開始看來靠不住。在打破禁忌的大膽行動中例如攀登聖山!他有時會看見自己遭到所有僕役的離棄。卡斯騰,尼布爾發現許多阿拉伯人不願意告訴他許多地點與山巒的正確名字「因爲他們不能明白,我們爲什麼要操這個心」。圆小禮物及隨和的個性,會加強別人告知訊息的意願。不過,不是每個當地人都是可信的權威。例如,在城市人口數量上,這些居民都有令人吃驚的想像。經驗老到的卡斯騰,尼布爾表示,只要有可能,便得試著找出這位消息人士的消息來源。最願提供資訊的交談對象,便是懂得和外國人打交道的商人與靠一點小餽贈就可打動的窮學者。當然,也免不了對他們要友善只要對阿拉伯人客客氣氣,那就會得到這些穆罕默德信徒同樣的禮尚往來,就像理性的基督教徒在歐洲對猶太人那樣。
尼布爾算得上一名相當體貼的提問室內設計藝術家,也覺得難以接近眞正的飽學之士 。他明白這點:爲什麼「被一名外國人問一大堆問題」,他們該覺得有趣。他建議,無論如何,應該要有相當耐心,間接地並透過不同的方式來提問。有時,就算東方人說了謊,那也不是道德上有瑕疵,而是出於可理解的原因:例如,不信任外國人,或因爲虛榮、知識不足,而不願承認。無論如何,出遊的地理學家與社會研究者,爲了瞭解事實,應該盡可能詢問更多人那位謹愼的西伯利亞旅行家約翰蓋奧格葛梅林之前便已建議過這種方法。正如約翰,克勞福詳細觀察那般,口頭溝通的機會,會因文化特性而有改變。在暹邏這個注重口頭溝通文化的地方,比在受到中國影響、重視書寫與目擊文化的越南,透過耳聞的機會要更高。
一個精神疲憊的歐洲人,偶爾也會對周遭東方環境的虛謊感到絕望〈例如一七四九年出任法國駐交趾支那大使的皮耶,波赫即曾如此,他還因爲下個不停的滂沱大雨而厭煩大旅行家則面臨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必須驗證口頭訊息的正確性。旅行家也必須配合讀者對正確訊息的需求,因爲他們如同愛德華,吉朋所指出的,已經愈來愈不滿足於「道聽途說的故事」。然而與當地人接觸的時候,卻沒有人能夠像威廉梅斯頓處理蘇門答臘內陸報導那般,產生對仕紳們的信賴感。於是通常只能停留在猜測資訊可信與否的階段。寫過一本重要錫蘭報導的羅伯特波西瓦,保證只採納「沒人會質疑的」資訊。法蘭斯瓦.貝尼葉在泰國提到自己只聽過焚燒寡婦的行徑,但並不比其他自己親眼所見的「不太可能的事」更不可能,尤其印度人一般都相信這個故事。

高等旅行

则約翰,蓋奧格,葛梅林安撫讀者,自己書中任何不是親眼目睹的陳述,可能性都被驗證過,「儘管我早已曉得,某些事情即便不是眞的,至少也是有可能的。」训,當地知識:歐洲文本中的亞洲學許多遊記中都包含正確理解或誤解的當地屏風隔間資訊,缺這些當地知識,便難以想像歐洲的與亞洲相關的知識會萌芽。口頭資訊在這也相當重要,由於歐人往往要靠當地學者才能理解困難的外語文獻,單單這點,口頭資訊便不可或缺。但是,文字資料本身更加重要。正如卜八世紀後期的高等旅行理論,造訪亞洲的人士如果缺乏外語知識,亦不能被輕易諒解,因而便會期待他們尤其是史家更常使用亞洲的歷史作品,甚至盡可能運用原始文獻。一七八四年成立的孟加拉亞洲協會,主席威廉,瓊斯爵士本身是位語言天才,也表達出一個生動的原則:「亞洲國家對他們自己與彼此,比我們歐洲學者和旅行家所知還多。」實際上,歐亞科學合作的原則,早已受到重視。中國的製圖學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來自提洛南部的耶穌會修士馬丁 ,馬丁尼〈中文名字衛匡國〉,其《北海道新地圖冊》絕大部分根據中國方面的準備工作而完成的。一七〇八至一七一七年間,在康熙皇帝委託下,約十幾名耶穌會修士分成幾個測量小組,完成了中國的全面地圖測繪,其中自然也有中國助手參與;尤其是西藏的地圖,便是根據熟知當地的官員的資訊。一七一七至一七一 一六年間,耶穌會的地圖冊便以木版與銅版印製了四種不同的版本。這次計畫也出版了許多中國版本,促成當時大該已是歐洲最優秀的製圖師尙—巴布提斯,當維爾爲杜赫德一七三五年的中國百科製作了包含十五張地圖的地圖冊则,並在之後一百多年未被替代。這個耶穌會地圖冊,便是融合記錄在許多方志手冊中的中國當地知識及歐洲測量技術與製圖描繪的結果。印度的製圖測繪則是不同於中國的另一種模式。在這,進行戰役的英國人需要地圖,促成了大型的製圖計畫;相反地,戰爭本身也是收集地形資料的絕佳機會。则在此,「班智達」〈譯注:屬於印度婆羅門,主要在記頌《吠陀》,以爲歌詠之用〉不可或缺,尤其在測繪英國管控外的地區。
中國耶穌會修士中最佳的史家如十七世紀的馬丁 ,馬丁尼與十八世紀的安東,高比爾亦運用中國的史學。耶穌會修士總是拒絕質疑中國權威的可靠性。高比爾「熟悉中國就像自己的祖國」 ,正確指出中國史學傳統在史料批評上,並不遜於歐洲。耶穌會之外的學者,如那位全歐敬重的約瑟夫,德基涅,亦是啓蒙時代最重要史家及亞洲研究者之一,證實中國史料的高度地位與精確性,且未加修飾,接近事實,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加以引用。細窮兮兮的地方教士賽蒙,奧克雷,在一七一 一年到一七一七年間,因負債而被逮捕前,是劍橋大學的阿拉伯文教授,在他兩冊關於伊斯蘭阿拉伯人直至七〇五年前歷史的《薩拉遜民族史》的重要前言中不質疑阿拉伯史料的重要地位。儘管他苦苦抱怨閱讀牛津大學博德利圚書館的阿拉伯文手稿「塵封的手稿,沒有翻譯,沒有索引,沒有任何有助其他研究的支援」的吃力過程,卻仍視其爲歐洲關於近中東史學的基礎,史家只能在這些阿拉伯文設計材料中稍加敘述與解釋,以保住之前史家的聲音。他讓阿拉伯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敘述他們的歷史。幾年後,喬治,賽勒在自己的可蘭經評譯中,又再強調當地史料的重要性。賽勒幾乎完全不理會一 ^世紀以來歐人有關伊斯蘭的論戰,繼續依據伊斯蘭的詮註傳統來解釋可蘭經。

兩難之際

重視當地文本,加強了以下的看法:歐洲研究亞洲的學者,基本任務不在討論亞洲的文化,而在透過翻譯,讓亞洲文化和歐洲讀者對談。一八〇〇年左右,歐洲最佳的日本專家伊薩克,蒂進便代表這類看法。他認爲翻譯日本文獻比歐洲最傑出的日本記述,來得更有價値,因而自然放棄寫作有可能取代坎弗舊有記述的辦公桌作品。他應該夠格寫作,不做第一 一人想。威廉,瓊斯爵士並未如此極端,但一七九四年,在孟加拉亞洲協會自己〈論亞洲人的哲學〉演講中,聲稱「隨便哪一本著名的印度教書籍的正確譯本,都比有關這個題目的所有論文與評述更有價値。」至於要忠於原文,還是自由翻譯,現也成了不斷受到討論的問題。在忠於原著與符合歐洲美感的兩難之際,有些作者如賽蒙奧克雷主張模仿原始文本,其他的則贊成風格,西化。法蘭西斯,格萊德溫在總督沃林,海斯汀斯的委託下,翻譯阿布,法德,阿拉米關於蒙兀兒大君阿克巴政府最重要的文獻《阿吟,阿克貝里》,他在翻譯中想像這名波斯文獻的作者是以英文寫作。目歌德喜歡威廉,瓊斯爵士的譯文,透過他細心的復古文采,沒有經驗的讀者瞭解到亞洲文本中的陌生文化。目當然,「自由」翻譯沒有一定的層次,從死板拘泥到簡明精鍊、原文重組與意譯,或甚至不動聲色加入評論等。理想的情況,在於任何翻譯都有事先評析過原文的價値。
司馬光〈一〇一九— 一〇八六〉十一 一世紀末著名史作的節本《通鑑綱目》,譯本便被不斷指爲錯誤連篇,難以閱讀,那是德,梅拉〈譯注:中文名字馮秉正〉教士由滿文譯本翻譯完成,手稿一七三七年送回巴里島。一七七七至一七八〇年間,修院院長格羅西耶以十一 一大冊編輯出版。這部作品單調的編年方式無人能及,卻第一次給了歐洲讀者中國歷史綿延不斷的眞實印象。甚至對中國而言,這本書都過於強調靜止不動的概念,卻有助在歐洲普及中國歷史中那種相同事件不斷輪迴的觀念。滿清皇帝將其列爲聖典,
以致德,梅拉才會選出這個最制式的中國歷史作品來翻譯。正因他未加修改,才不斷受到責難。三十年後,亞歷山大道爾的情況完全不同,這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軍官成了伊斯蘭印度的第一位英國史家。道爾發現蒙兀兒王朝與其伊斯蘭前身的歷史,只能根據當地〈波斯文〉資料撰述。他先從翻譯菲利希塔的歷史作品開始著手,但逐漸脫離自己的原始方案,最後完成一本名爲《印度斯坦史》的作品,現代西方作者的「哲學」觀察,以不起眼的方式滲透進入翻譯文本中。愛德華,吉朋這位最講究的歷史文學鑑賞家,
也懷疑因爲道爾在不久前「發現」的古塞爾特吟遊詩人詩篇,而將菲利希塔的風格換成了莪相的風格。不過,道爾自己向讀者保證,他把原文中的過度浪漫回歸到一種「簡明剛強」的文風,是自古希臘羅馬經典作家後歐洲史學的主要風格。
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的翻譯,往往要靠當地文化中的學者之助,才得完成。在發現印度教的印度文化之際,當地知識完全不可或缺。貝尼葉即不時向一名班智達諮詢有關蒙兀兒宮廷之外的情形,那是他活動的主要地點。有一年印度西南部經驗的荷蘭傳教士亞布拉罕,羅傑里烏斯,他的《通往隱密的異教之門》一書讓歐洲第一次眞正瞭解到未被宗教宣傳扭曲的印度宗教觀,室內設計書中大部分知識來自帕德瑪納巴這名葡萄牙屬哥亞的婆羅門難民,讓他熟悉《吠陀》與《往書》等文獻,並爲他逐字翻譯其中部分。他們兩人則以葡萄牙文交談。一七八〇年代,威廉,瓊斯爵士及一七八四年他所成立的孟加拉亞洲協會的圈子中,西方學者開始科學地研習梵文。

文藝復興

刚一七八五年,第一位有基本梵文能力的歐洲人查爾斯,威爾金斯,因翻譯《薄伽梵歌》而享譽全歐;四年後,威廉,瓊斯爵士翻譯出迦梨陀娑的《莎昆達羅》〈四五世紀)一劇,更受矚目。和瓊斯一樣,亨利,湯瑪斯^科勒布魯克在印度亦是高等法官,兩人展開了全面性的梵文自助洗衣研究。
這次全面的「東方文藝復興」完全依賴印度班智達的知識,他們爲歐洲大師們做出了絕不可缺的貢獻。渴求知識的英國人與博學的印度人接觸,顯得躊躇不決,雙方的不信任一直沒有消失。瓊斯起先出於實際因素而研習梵文,以方便擔任法官去控制最高法院內的班智達,並打破他們的翻譯壟斷。爲了控制殖民地的司法,似乎有必要先在法庭設立某種溝通掌控機制,其次記錄下印度的習慣法,按西方體系分類,並以英文公諸於世。在學習期間,瓊斯和些印度學者建立起私交,特別是耆宿亞干那塔,塔加帕夏南。不過,這段情誼總帶有矛盾的情感,瓊斯身爲官員,是殖民統治機構的高級代表,但身爲學者,則是班智達的學生。就連比其他人更願意承認班智達貢獻的瓊斯,也認爲應該盡可能將英國學者與殖民領主從當地學者與口譯中獨立出來。
英國在梵文研究的優勢地位並未持續多久。十九世紀後期,從未踏進印度過,也從未和印度班智達交談過的德國研究者,取得重大的辦公家具進展。他們對語言學的統治知識不感興趣,而是長期側重在語言起源與語言比較的理論問題上。矛盾的是,和殖民主義保持距離,同時導致和印度保持距離,並低估了當地的知識。這種自以爲在知識上代表整個文明的科學東方主義,以爲在一個毫無殖民利益的國度中發展完備。不過,歐洲與德國印度學的自主,不過是個假象。一九一七年,恩斯特,溫第許即已總結,這門學科是立在許多世代印度語法學家的肩膀上。
亞洲人不僅大量參與狭義的亞洲文化學。在進一步認識亞洲遙遠文明之後不久,一些歐洲的明智人士便已發現到印度、中國或日本的經驗式自然科學,和當代歐洲的並駕齊驅,甚至優於歐洲。一六九九年,約阿辛布維修士在一封由北京寄給萊布尼茲的信中,表達出兩者都同意的目標:「從這個國家汲取出有助我們的科學與藝術臻於完美的東西」。布維甚至計畫在中國成立一所研習文化、宗教與文字的使徒學院,一種宗教科學與漢學研究機構,可以和巴黎的科學院交換成果。萊布尼茲比布維更在意數學和自然。他比當地的耶穌會修士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有利傳教士的政治環境,完全取決於康熙皇帝一人,而且不會持久,因此他迫不急待。大家必須竭盡全力,盡快從中國取得大量知識。萊布尼茲並不把這視爲一種科學寄生方式,而是綜合互補的優點:歐洲知識的強項在於推理,而中國的美德則在實際經驗與道德原則上;歐洲的知識出版給多數人知曉,而中國的只在狭窄的學者圈中流通。
萊布尼茲的想法,仍然突顯出兩個同一水準的科學世界基本上互利的合作,但到了十八世紀末,則摻進了單方面的帝國欲求。尊重其他文明科學成就的現象,很快消失。對約瑟夫,班克斯這樣有影響力的科學組織者而言,也只剩去騙取印度人或中國人少數仍勝過蘇美島人的科技,如紡織或製瓷。
亞洲在歐洲知識中最顯著的貢獻便是植物學。一六六一 一年,任職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安得烈亞斯,克萊爾來到巴塔維亞。從一六八一 一至一六八六年,他斷續擔任荷蘭人在長崎的頭人,利用這段時間研究植物,在德國出版了三十多篇文章。克萊爾把一千三百六十張日本藝術家所繪的植物圖畫寄給柏林的學者克里斯強,曼策,而他把這些圖片用在自己未出版的《口本植物》一書中。

捉出幻想力

陪同馬戛爾尼勛爵前往中國的威廉,亞歷山大及曾和弗斯特父子一起參加庫克船長第一 一次航行世界,在一七八〇及一七八三年間停留印度的威廉,哈奇斯,便是兩位新亞洲景觀的藝術前鋒。哈奇斯之後幾年,一七八六及一七九三年間,風景畫家湯瑪斯,丹尼爾與威廉,丹尼爾叔姪倆周遊了大部分印度地區,創作出無數網路行銷作品。一八〇〇年之前,除了印度外,亞洲沒有任何地區像南海一樣擁有豐富精彩的圖像。
如果圖像能夠深刻捕捉出幻想力,那文字便能給予十八世紀讀者最期望的東西:資訊。
做為認知工具的遊記”我們不需把遊記寫作,想成打道回府者在船上,或一抵達家鄉,就已提筆把自己的旅行筆記轉化成相關的敘述。只有當受委託者必須履行一項即將到期的報導義務,或作者想盡快動員買書的讀者時有時是在和參與同一行程或遠征隊的其他人競爭,才會發生。在國家贊助的活動中,往往會要求所有參與者把個人的筆記交給遠征隊領隊或代筆人,當成官方報導的材料。私人活動带有個人色彩的敘述,如果有的話,通常要晚此「才會出版。因此,官方翻譯公司報導往往成了密而不宜的集體工程,把分開的文獻綜合起來。只有少數作者如蒙史都華,艾分史東會大方與坦白地指出其他同伴的貢獻,承認作品爲集體的產物。
在庫克船長三次世界航行或馬戛爾尼出使中國這種轟動的旅行後,書市出現激烈的競爭,爭先恐後,並強調原創之處。還有:點要指出的,馬戛爾尼勳爵關於自己一七九三至九四年出使中國思想豐富的筆記,直到今日都未出版。許多報導一開始就根本不以出版爲考量,因爲其內容或涉及外交機密,或者是「家族編年史的異國變體形式」。
有關亞洲的知識透過許多管道來到歐洲,信件往來是特別重要的一種。耶穌會這個團體在書信傳遞消息需求上,無人能及。在中國、越南或印度的修士手中,書信成爲該修會在歐洲維持形象的一種宣傳工具,一種鞏固耶穌會修士全球性聯絡的工具,同時也是一種傳遞科學知識的媒介。耶穌會傳教士中最佳的學者,不僅完成和巴黎及羅馬修會中心的例行通信,也是教會外的學者世界所渴望的通信對象。反之,這也有助類似約阿辛,布維這種教士的聲望,從他和偉大的萊布尼茲在一定程度上的公開通信就可得知。其他的人際網路出現在伏爾泰、烏普沙拉的林奈、巴黎的學院秘書尼可拉斯,弗黑雷及亨利李歐納德,貝童部長、羅伯,虎克、約翰雷、約瑟夫,班克斯及倫敦皇家協會的其他仕紳、彼得,西蒙,帕拉斯及聖彼得堡的天文學家尙—尼可拉斯,戴立斯、哥廷根大學的米夏艾利斯及施洛策,以及十九世紀初柏林的卡爾,李特等人身上。寄送的不只信件,也有手稿。伏爾泰把自己有關彼得大帝時期的俄國史草稿寄至聖彼得堡,要求當地學者評論補充,特別是有關西伯利亞的部分。有些重要的東西則遭到擱置:一七四九年,大學者安東,高比爾關於中國人紀年的論文由北京抵達貝童手中,卻直到一八一四年才出版,而針對那個論題的爭辯已然成爲明日黃花。
儘管有這類私下與公開的溝通機會,遊記依然還是描述亞洲最重要的媒介。有些報導有特定與狹隘的目的,如指導其他船員及旅行者。但基本上,作者針對的是具有文化教養的讀者。首先,他們期望能夠客觀敘述遠方國度的實情。按照文類,遊記被歸入敘事文學中「故事」這個占老的aluminum casting類別。其中不僅有今日一般意義下的故事,也有那種就事論事、對經驗客體的敘述。例如,當安格貝特,坎弗寫下《棗椰記》時,這個題目後則是一部關於棗椰這種植物經濟學的專著。

敘事藝術

叫直到十八世紀末,講究的遊記應該包含對人類世界與自然世界的記述。缺乏自然科學知識的旅行家,往往在前言中即已歉疚地指出這點。名氣響亮的近東旅行家湯瑪士 ,蕭,在其遊記第一 一版中刪除部分有關植物學的篇幅,因爲在這期間,科學巳不太關注這點。
文體與真實遊記作者或至少他們的關鍵字行銷出版者,熟悉作品應被歸類的文類傳統。報導應盡可能以系統的方式傳達盡可能多的資訊,並在沒有令人傷腦筋的自我中心下,以助歐洲增加知識。如果眞的選擇第一人稱的形式,就得像卡斯騰,尼布爾或山謬,透納那樣,必須相當低調處理。報導必須坦蕩直接呈現出對客體的看法。最受林奈推崇的遊記,便是在閱讀後,會有身處當地的印象。则不過,少不有些在異國旅行與停留之際的過程與狀況的消息,以讓受到報導的客體顯得眞實。不過,絕非所有的作者都遵照林奈與施洛策這種理論家的推薦,以帕拉斯及沃爾尼的冷靜科學方式來寫作。基本上,乏味客觀的尼布爾,便不斷以細膩的幽默感來打破這種方式。
英國與法國作者,稍微脫離德國同儕高雅美觀的理念。然而,有些人賣弄著自己不拘一格的文體,藉此強調自己重視眞實:皮耶,索稜哈認爲,「美觀往往只是用來掩飾虛假。」以精確報導成名的旅遊作家湯瑪士 ,蕭,則擔心長年停留在東方的語言環境中,會破壞自己他的英國文體,因此努力在作品的第一 一版中,剔除文字敘述上的缺陷。则尙,夏丹已讓一名法蘭西學院成員潤飾自己一六七一年有關蘇里曼國王加冕的報導。不過,表達上的美觀和生動鮮明的描述,絕不能降格成精明的海外旅遊文獻使用者約翰,沙洛莫,賽姆勒在一七六四年所強烈非難那樣:一種「無用的兼容並蓄,許多旅行記述中刊登了無關緊要的瑣事、無稽之談與無益的故事,令讀者倒盡胃口 。」则只有涉及到像地名、氣象數據、語言學觀察等不是瑣碎的新翻譯社資料時,那些小細節才會受人歡迎。则一八〇〇年左右,在碰上事實與文體的矛盾時,大家的看法依然一致:蒙史都華,艾分史東表示,「有沒有文體,根本無足輕重,只要我的敘述沒有錯誤就行。」不過,艾分史東的目標也在避免矛盾。
在這個時代末,一些作者已能結合堅實的科學證據與敘事藝術,標準受到全歐認可,尤其是詹姆士 ,布魯斯、喬治.弗斯特與他們的朋友及旅行報導藝術上的學生,正如大家所言至少亞歷山大,馮,洪堡的《新大陸赤道地區旅遊紀行》〈一八一四— 一八二五)符合了法國與德國的敘事傳統。
在故事傳統這個文類框架中,有許多書寫表現的可能性:如航海日誌般的嚴謹路線指南,連海上或草原沙漠中的鎭日無所事事都要記錄下來加,或像編年記事一樣,記下各種所見的「日誌記錄」。俄國國家與學院遠征隊要求隊員皆要執行,而山謬哥特利布,葛梅林最爲徹底的是:「我遵守那個制訂下來的規定,一 一列舉出我在路上見到的所有自然物體,因爲日誌記錄需要如此」。凶還好能力出眾的葛梅林,並未拘泥細節,在一些「密集」描述自然與人類生活方式的段落上,貼近歌德的理想自然科學家,「每次只知描述勾勒出當地與附近最爲怪異奇特的die casting東西的特質」。加有些作者系統歸納自己的材料,或根據較大的地理區域來分類,和旅行路線無關。十七世紀時,夏丹便以自己著名的波斯之旅達成這點;十八世紀後期,沃爾尼成了這個方法的大師。湯瑪士 ,蕭在簡短的前言中敘述自己的旅行故事,在路上時,他並未記下任何日誌記錄,而是一種後來改裝成報導體系的系統化日記。,

印度改造

在光譜的另一端,較爲接近主觀的通告,便是旅遊信件集。最著名的,要算瑪麗,沃特利,蒙太古女士一七一六至一七一八年間在土耳其所寫的信件。加相較之下,金德斯利女士的印度信件在文學價値上遜色許多,但在歷史價値上則不相上下。^來自亞洲國度的信件,也可當成科學通告的大陸新娘媒介,並不只在許多已出版的耶穌會信件中見到。約瑟夫,馮,哈默—普格斯塔在自己的雜誌《東方寶庫》中,刊出許多歐洲人來自東方的信件。一七一七年,皮童.德.圖內弗標準的土耳其記述,便是以信件形式寫成,至於瑞典圖書館員雅克布,約納斯,皮翁斯塔的信件與薩瓦里的埃及信函,亦具有方志學上的價値。
博學的遊記,自然也要符合親眼所見的規定。旅行者間互相抄寫,次數頻繁,經常受人抱怨。根據相關的中國報導,細心的法國漢學家阿貝雷穆沙發現舊有的報導不斷以驚人的方式返老還童。從十八世紀初到十八世紀末,對剽竊行爲的容忍度,逐漸縮小到零。十分敵視印度的英國聖公會神職人員威廉,田納特,自從重要的《愛丁堡評論》批評家斷定其《印度改造》一書,「所有稍微重要的事實,都是竊自他人那裡」閥以後,只能獲得意識型態上與他相同的同志的支持。那種巳經公開承認、以美學爲依據來結合事實與虛構的文類,則又有些不同,如孟德斯鳩的《波斯信簡》或德,拉翁同男爵一七〇三年的北美報導。援引昔日旅行者的時候,情況亦隨之而有所不同。
歐洲累積亞洲國家與民族的知識,被視爲一種不分國家的集體活動,在這種情形下,所有一切,包括最爲個體的婚友社〈如湯瑪士 ,曼寧〉都被納入批判性增加知識的整體過程中。一些研究者把探勘小亞細亞、地中海東岸或部分印度等常被造訪的地區,當成分工計畫,認爲讀者已有之前遊記的知識,因此部分試圖補充,部分則在修正前人之不足。大家期待博學的旅行家認識所有古老文獻,但不是服從權威,而是保持批判性的關係。例如,西藏旅行家戴西戴里在那個世紀初,覺得有責任不厭其煩表示,自己必須反駁阿塔納修斯,克戌及尙—巴伯提斯,塔維尼琪等知名權威。在十八世紀末,這種心態理所當然。沃爾尼精心安排了和不久前受到壓力的埃及旅行家薩瓦里進行辯論「由讀者來裁判」叫把這場辯論當成他近東報導的基石之一。有時出於教養上的過度傲氣,夏托布里昂不斷參照古老的希臘及東方文獻,卻亦步亦趨地跟隨,不在沃爾尼式的經驗論所能容許的程度中;對匆匆一遊的人來說,大概也沒其他的選擇。他的《巴黎至耶路撒冷遊記》第一版〈一八一 一〉還加上了註解,但隔年的第三版,爲了版面美觀起見,便刪掉許多註解,把剩下的擱到附錄中去。
如果後來的同儕證實了他的說法,並在經驗上加以驗證,那這位旅行家的作品便具有經典的架勢。湯瑪士 ,蕭或卡斯騰,尼布爾的名氣,基本上奠定在他們完成了可被驗證的正確地形描述胡,後來的旅行家無法修正,也難以增補。法蘭斯瓦,貝尼葉在法國的名氣永不褪色,不只因爲他以優秀的文學手法生動描述了十七世紀的印度權力鬥爭,也因爲注意到當代歷史的許多seo細節。不過,至少有位作者,儘管或甚至因爲他的各種錯誤,而備受推崇:在這期間,詹姆士 ,米爾一八一七年的《英屬印度史》還被當成殖民地官員養成的教科書,於一八五八年以怪異的版本重新出版,印度專家賀瑞斯,黑曼,威爾森在書中以冗長的註解反駁作者,幾乎讓老米爾體無完膚。這種對立文本,保有米爾功利主義檄文的原始形式,卻貶抑其經驗式的內容,從史料史的觀點擺脫了米爾的版本。

無聊可笑之物

經驗式的證實或修正公司設立研究成果,要比觀察自然、描述建築及謄寫銘文來得困難。在這,古老的偏見無畏批評,正如一八一八年修院院長格羅西耶不得不抱怨那樣:他根據自己的判斷,努力並耐心地糾正了德,基涅對中國的錯誤看法,現在則被迫見到,德,基涅對責難毫無反應,任由錯誤繼續重複。更嚴重的是,來自堅持「偉大」的概念的系統式誤解。這種觀念中,最強大的便是「東方專制主義」,甚至徹底科學經驗取向的報導者,亦把東方專制主義的存在當成前提,之後再提出證明。我在會再詳細討論這點。
選集拼貼超敘述在從事報導的觀察家與讀者中間,還有整個文字企業:編輯、編纂者、譯者、出版家。作品來到讀者手中之前,目擊者的原始感知要經過一道道的過濾機制。歐洲的亞洲圖像,不是單純的感覺印象轉換成文字,也不是一次性的再現。這種再現本身,要先經過加工過程。
我們必須先從最極端的結果開始。一些最爲重要的亞洲著作,從未撰寫出來。亞歷山大馮洪堡一直未有機會寫下準備多年、而公眾期盼許久的亞洲之旅。浏一八二九年,這位六化歲的大師能夠前往西伯利亞與俄國中亞時,他不是自己撰述報導,而是交由同事古斯塔夫羅瑟,但他並未完成這項工作。閱教士克勞德,西卡,底比斯的發現者,或許也是那時代最優秀的埃及專家,除了 一些零星的越南新娘雜記外,沒有其他作品浏。湯瑪士 ,曼寧拉薩之旅的詳細報導,從未被找到刚。約翰,布里格斯的伊斯蘭印度歷史鉅著,原本應有十一大冊的手稿存世,卻在一八一七年因英國在普納的官邸遭劫而被毀。有些旅行家沒有機會把筆記轉換成報導。一六六四年,約翰,克魯伯教士由西藏與喜馬拉雅山回來後,在羅馬受到多位學者詳細詢問,自己則一字未寫。
編纂者在旅行家與他們的作品間上下其手,部分迫於無奈。威廉,穆克洛福特留下的筆記遭到詹姆士 ,米爾的評註家賀瑞斯,黑曼,威爾森無情與差勁的編修。直到英國史家蓋瑞,阿德勒,才得重建這位迷人的中亞旅行家的生活,而他主要是在尋找種馬。则長期以來,一些被視爲重要的方志作品,是透過一些從未見過當地的作者,運用匿名旅行者的材料寫成,卻未進一步聲明。編纂者處理粗製濫造的作家手稿,一如巴黎的尙巴布提斯,杜赫德要讓自己遠東修會兄弟的報導適應當代法國的文風與宗教政治特性。閱讀英文的讀者,只能認識在意識型態上被處理過的耶穌會海外信簡,編纂者保證清除掉了所有耶穌會「對多數英國讀者及所有具有理性與品味的人,顯得無聊可笑之物」。央國讀者畢竟比較偏愛道明修會修士多明哥,納瓦雷特一六七六年激烈反耶穌會修士的中國報導,一七〇四年起,該書有了英文譯本。
並非所有的遊記一開始便以忠於原文的形式出現。夏丹的波斯記述,直到一七三五年,即作者死後十二年,才大致編修完成;直到一八一 一年,可靠的版本才出版。在印度生活超過四十年之久的義大利醫生尼可勞,曼努奇,亦是蒙兀兒大君奧朗柴普的御醫,基本上,他以葡萄牙文寫出的蒙兀兒王朝史,至今依然可靠。一七〇五年,這位威尼斯人存留下來的月老手稿,只有少部分在巴黎被翻譯出版,直到一 一十世紀初,才完全以英譯出版。呢葡萄牙原文從未被刊印。在其他例子中,原始文本也難以取得。戴梅崔烏斯,坎特米爾的鄂圖曼帝國史拉丁文手稿,透過兒子轉手來到英國,由當地知名的史家尼可拉斯,廷達翻譯。這個版本接著成了德文及法文版的基礎。

模糊不清

刚大部頭與昂貴的旅遊記述,往往有廉價的縮節版,常可輕易在所謂完全或基本上敘述歐洲以外世界的旅遊文集中見到。這類多半成冊的選集,在歐洲海外擴張的初期便巳出現。刚一六〇〇年左右,如李查,艾登與李查,黑克魯特等編纂者,便已設定出編輯的高標準。旅遊文集綜合零星的公司登記材料,翻譯外文文獻,在理想情況下,出版未曾公開過的手稿,涵蓋範圍包括匆匆編成的彙編、五花八門的選集〈其中往往旅遊文章和編者評注的界線模糊不清〉,以及仔細考訂過、講究品質的大型方案。
近乎千頁的《北部與東部韃靼地區》,便屬最後一個類別。擔任阿姆斯特丹市長長達三年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理事會長年成員的尼可拉斯,衛特森,爲此書耗費了四分之一個世紀。衛特森自己的旅行,從未跨出莫斯科以東。他早年受教於萊頓著名的東方學者雅克,高里烏斯,加鍥而不捨的收集及和世界各地旅行家與學者的良好關係,讓他成爲北亞與東亞的優秀專家之,並能在作品中介紹一系列當時大家都感到陌生的資訊。透過他在莫斯科的通信對象、來到荷蘭拜訪他的俄國知情人士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內部往來信件,外籍新娘收集到別人無法取得的訊息。至遲從皮耶,貝勒不久前出版的字典開始,文獻彙編就成爲一種可登大雅之堂的實務,衛特森進而將之發展成一種方法,用於呈現出西伯利亞與東亞新發現的地理與民族誌多樣材料。類似同期巴泰雷米,戴伯羅按照字母順序編排的《東方圖書館》,這位阿姆斯特丹市長放棄了系統式精心處理材料的方式,採納一種讓人訝異的多樣手法,卻未強行納入自我解釋的體系中。
不久後,他的同鄉法蘭斯瓦,瓦倫汀,一名學問淵博的教區牧師,在一六八六至一六九四及一七〇五至一七一四年任職荷蘭東印度公司時,待過摩鹿加群島及爪哇,則採用不太一樣的方式。別他那五冊全開,近達五千頁的《新舊東印度》,是卡爾,李特《地球志》問世前歐洲最全面性的亞洲著作。他在其中致力系統組織材料,卻也不斷受制於大量的材料,有時也因缺乏荷蘭帝國周遭國家的消息,而被迫進行刪節。寫作及印製出版的情況,也導致出有違原意的編纂方式,而不是一種結構平衡的敘述。浏由於瓦倫汀不斷刊登檔案資料、日記、信函、外交指令、備忘錄與其他原始文件,其中有些至今未曾出版過,便突出了這部鉅著的開放性格。約格,費許稱之爲「一種檔案」並沒錯,總是可以在這部著作中察覺一位目標明確的作者在操作著。
後來的旅遊文集編纂者,很少使用衛特森與瓦倫汀拼貼來源不同的材料的方法。十八世紀初那本最爲原創的作品,更是接近原始資料,即安斯漢,邱吉爾與約翰,邱吉爾兄弟一七〇四年出版的四冊全開選集,而在隨後的三版中還不斷增補。基本上,這部選集在出版至少在英國地區是新的手稿材料,或說翻譯非英語系國家的材料。文章很少被刪,基本上還原相當仔細,然而歸類卻武斷混亂。一七〇五年,約翰,哈里斯博士編纂的選集,成了市場上兵家必爭的一件競爭商品,不過其中並無太多新東西,而且大量刪節文章。哈里斯相親選集第一版(一七四四— 一七四八〉,由博學多才的文人約翰,坎貝爾博士修訂,但其名並未出現在書名頁上。他引進一種方法,不依原文來處理文本,而是以編纂作者的身分呈現出大段落轉述的文字。由於混雜了長篇關於歷史及貿易的論文,因而出現了 一種大範圍地區的描述,成爲一種世界地理的記述形式,有些段落甚至是約翰,坎貝爾主導的英國《通史》大型方案中即已出現的通史形式。

馬拉巴花園

相反地,一七一 二年,安格貝特坎弗有關日本植物世界的全面性著作《日本花卉》以拉丁文出版。此書價値在於這部貿協作品誕生之際,也就是一六九〇年代,日本植物學的發展有可能高於歐洲。坎弗受惠日本植物學的成就良多。则細心的自然科學家也在印度發現當地植物學的優越知識。一六七〇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高級軍官與職員德拉肯史坦的亨德利克,亞得里安,凡.里德,試圖描述並分類當時部分由荷蘭人所控制的印度西南馬拉巴海岸的熱帶植物世界時,不斷採用除了阿拉伯與歐洲體系外的當地分類體系,亦逐漸重視其優點。在撰寫鉅著《馬拉巴花園》(十二冊,阿姆斯特丹,一六七八六九三)之際,他得到多位婆羅門與更多下層種姓,特別是艾沙瓦(譯注:住在印度克拉拉地區的種姓,不屬於傳統的四種印度種姓,主要務農從商〉階層的工作人員的植物知識與實際經驗之助。由於缺乏其他文獻,他們特殊的知識只流布在《馬拉巴花園》這個歐亞共同的計畫中。閥凡,里德和坎弗的作品受到歐洲學術界大師,尤其是林奈的高度推崇。透過他們,亞洲植物學家的知識才進入了歐洲描繪自然的中心體系中。
第七章報導、出版、閲讀:從經驗到文字對我們來說,觀看和耳聞的原始過程無法重建,對當時閱讀亞洲報導的讀者而也一樣。在攝影與科技記錄聲音與動作的時代出現之前,遊記,特別是帶有插圖的,壟斷了訊息來源。當時,沒有其他的競爭媒體能夠動搖其地位。歐洲的亞洲文明「圖像」全是文字敘述,再配合上素描與比較少見的毛筆繪圖。對一 一十世紀的歐洲人來說,歐洲以外的世界是個圖像的世界;相形之下,十八世紀的亞洲則屬於文獻的範疇,是一個語言構成的世界。就算今天從未閱讀過任何有關亞洲的書籍,甚至連有關亞洲的報紙新聞都不看的人,也自認可以從電視、電影與攝影報導中認識這個大陸。不過,近代早期不會閱讀magnesium die casting的人,便是一無所知了 。
除了文字外,視覺印象基本上是次要的,但在某些例子中,視覺卻很重要。賽巴斯強,敏施特所撰《世界志》中的木刻插圖與泰奧多,德,布里的遊記選〈一五九〇|一六三四)中的銅版插圖,就不比文字遜色,特別是近代早期美洲的代表圖像再受到複製的食人場景。至於亞洲,則缺乏類似的聳動畫面。許多的圖像材料中,必然會有一些不斷重複出現,尤其在選集中一再受到複製、令歐洲讀者印象深刻的視覺代表畫面:土耳其佔領者的軍隊、伊斯蘭城市的寺院尖塔剪影、蒙兀兒大君的華麗宮廷與其飾有珠寶的大象行列、擁有多條手臂與動物頭像的印度神祇、自我折磨的苦行僧、智者孔子的肖像、中國皇帝的春耕圖、中國的萬里長城與南京瓷塔、達賴喇嘛的布達拉宮、棕櫚樹婆娑的歐風城市巴塔維亞、日本的佛寺及西伯利亞的薩滿。
十八世紀的亞洲圖像學,絕大部分要歸功於博學的耶穌會修士阿塔納修斯,克戌的《圖說中國》〈一六六七〉、約翰.紐霍夫的中國旅行記述〈一六六五〉、亞當奧瑞亞流士的波斯遊記〈一六四七一六五六〉、羅傑里烏斯的印度記述(一六五一〕及一六六九至一六八一年歐菲特,戴波和阿諾杜斯,蒙塔奴斯的彙編巨著等作品。至於修院院長普雷沃斯特的《旅行通史》或湯瑪斯,薩勒蒙的《世界旅人》等豐富的圖像彙編,便是利用這些基本臭氧殺菌資料,再加上新的畫面進去。直到出色的畫家與水彩畫家能夠加入十八世紀末的大型國家之旅,亞洲才多彩起來,寫實的風景與民情才躍入眼前。